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在任何时期、任何地域都会有流行色存在。它的色彩组合均有其传统文化渊源并符合大众审美习惯。所谓崇尚时尚，不仅仅在当代、而是古而有之。宋代人争戴苏东坡式的高顶乌纱帽；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额前贴的梅花装饰引起社会效应，造成“六宫争肯学梅妆”。不难看出，古代的男人与女人在赶时髦方面并不比今人差。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评论：“时世妆、时世妆，出自城中传四方，时世流行无近远……”。说明某种色彩组合的流行一时在各朝各代都曾经出现过。
纵观历史，唐宋两朝在经济、文化、诗歌、绘画等方面均处于发展繁荣时期。仅从诗词看，现存唐诗四万八千首，作者两千余人。宋词两万首，作者一千余人。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传统色彩理论及流行色组合、流布情况。唐宋诗词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被读者认可，必须符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审美要求，而不少读者也正是通过这些作品，了解信息掌握流行色。
从大量的唐代诗词中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：唐代的流行色是紫＋黄，一个间色一个原色。唐代以赭黄袍为常服，亲王及三品色用紫，五品色用朱，六品色用黄。有功者亦赏朱紫之服。举一典型例证：“紫蝶黄蜂俱有情”。唐人之所以有情于紫＋黄，是有其必然原因的。紫色安定而华美，黄色贵重而明快，紫＋黄互为对比色更加显得富丽堂皇。这与唐朝是中国历朝中各方面发展鼎盛，并且长期处于国强民安的历史时期是紧密相关的。所以富足的唐人以此为流行色。关于对紫色的好恶可以说是很有历史性的。自从古罗马人从海洋中一种软体动物内提取出“帝王紫”后，王公贵族独占了紫色，一时价等白银。古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自豪地宣称自己是”丛紫色中诞生的人”。而恰恰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中国孔圣人则极力贬斥紫色，“恶紫之夺朱也”。“五色之疵，惑人之物”。但汉以后人们逐渐对紫色产生好感，直至唐代成为流行色主导色。从唐诗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紫＋黄的描写：“二月黄鹂飞上林，春城紫禁晓阴阴”、“命席紫蓝芳，万乘飞黄马”、“甲光向日金鳞开，塞上胭脂凝夜紫”、“金章紫绶千余骑”、“黄花紫菊傍篱落”、“黄蜂紫蝶两参差”、“争赏街西紫牡丹”、“唯有紫苔偏称意，年年因雨上金铺”。那位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”的杨贵妃在当时穿用流行色方面肯定起着领导时代新潮流的作用。有记载说她：“好服黄裙，时人为之语曰：黄裙逐水流。”而她的头上也装饰着相当贵重的丽水镇库紫磨金步摇。紫＋黄（金）这一组流行色也被皇家看重，亲王及三品以上服紫衫，而穿绿者均为六七品小吏。唐代官阶的一个特殊尊荣标志是挂金鱼袋，称“三品衣紫饰金鱼袋”。唐诗中常见“紫袍金带不须夸”、“犀带金鱼束紫袍”等句。唐代著名的几位书法家都获“上柱国赐紫、金鱼袋”的称号。其他人士喜穿紫色服装的在唐诗中也有反映：“内人宜着紫衣裳”、“紫绮为上襦”、“御前新赐紫罗襦”、“青溪道士紫霞衣”、“谢家新染紫罗囊”。据记载，唐人对流行色显得尤其热忱，似乎满眼皆紫色。对紫＋黄流行色的传布若读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诗“借问吹萧向紫烟……纤纤初月上鸦黄，鸦黄粉白车中出……娼家日暮紫罗裙……青虬紫燕坐春风。”便可发现一首唐诗竟多处描写紫与黄色，诗人分明在为流行色的流布推波助澜。
唐代除紫＋黄为流行色主导色外，还有一组辅助色。以唐诗“红光紫气俱赫然”为证，同类对比色紫＋红是唐代第二组流行色。这是一个间色＋一个原色，十分协调。此类描写还有：“百般红紫斗芳菲”、“红星乱紫烟”、“雾色澄鲜壑映红，归庙片云衔紫电”、“紫袖红弦明月中”、“紫袖握蝉声欲绝，红巾扑蝶势潜高”、“头盘红缕髻，身著紫罗衣”、“村边紫豆……岸上红梨”、“缠红结紫畏风吹”、“紫艳红苞价不同”、“访紫寻红少在家”、“新红旧紫不相宜”、“春红秋紫绕池台”、“红莲幕下紫犁新”、“紫菊丛丛色，红蕉叶叶声”等等。有几句诗很写实地记录着当时杜会上这组流行色普及的程度，“佩服上色紫与绯”、“朝班尽说人宜紫，洞府应无鹤着绯”、“白衫裁袖本教宽，朱紫由来亦一般”，紫＋红有人说“不爱”，恐怕是文人清高的一种酸气，并非多数人不喜欢，因为“亦一般”正说明太流行了。还有一首唐诗“紫云楼衅金丝发，红杏园中玉辇香”，诗品未必很高，但首句紫＋黄是唐代流行色主打色，上下句对仗的紫＋红，又记载着那第二组流行色的存在。
对宋代流行色的判断可以分析宋代诗词的内容，其明确指出了当时人们喜欢的流行色是红＋绿，一个原色一个间色。典型例句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还有一句流行至今的宋词名句“绿柳烟外晓春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作者宋祁官至工部尚书，名句一出即为当时人们喜爱，所以索性称他“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”。以上宋代诗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中表述的红＋绿这组流行色的认可。
读过诗词的人都知道，对仗工整严格是古典诗词重要的艺术特色，因此也恰恰为诗词中描写色彩对比的准确科学体现了规范要求。苏轼老夫子的“照日深红暖见鱼，连溪绿暗晚藏鸟”、“石榴半吐红巾蹙，又恐被西风惊绿。”作者以其特有的素养和经历，在努力推广红＋绿这一组互为对比的流行色时，略有主观色彩融入。此外，还可以从许多宋代诗词中析出这一组流行色：“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”、“红娇绿嫩新妆就”、“剪红情裁绿意”、“绿暗红嫣”、“柳绿花红”、“绿杯红袖”、“红杏香中萧鼓，绿柳影里秋千”。
红色与绿色并用的实例在原始社会恐还没有，五行说的色彩观中也还没有明确提出绿色，宋以前绿色还划归在青色范围中，日本色彩学家城一夫认为：“所谓青色，是一种涉及到绿、碧、黄，有时是黑、白色等广泛领域的词汇”。红＋绿这一组曾被先人后人斥为不雅气的民族传统色，看来应是从宋代开始受到朝野的欢迎并流传开去的。有诗词以外的旁证，中国瓷器发展到宋代有两项历史性突破，其一为磁州窑首创红绿彩瓷。仅以铁红、铜绿两色作着色原料，画面以红为主，辅以绿色形成面积对比，显得醒目明快，因而成为宋瓷精品。其二为我国制瓷史上第一次成功运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，在还原焰气氛下烧制成铜红釉。五大名窑之一钧窑的海棠红即为瓷中珍品，并直接影响后世的红色釉。须知铜的氧化物在还原中形成铜红釉时，变化十分敏感，稍有偏离即得不到正常的红色。因此，宋人为创这两大珍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究其动机，难道不是为满足社会上对红＋绿这对流行色的审美要求，还会有其它解释吗？
那么，宋代是否在红＋绿为主调外，还有其它辅助色供人选用呢？答案在宋词中：“绿水桥平、朱门映柳”，这句可谓十分典型。绿水与朱门对仗表明了宋代第二组流行色为朱＋绿，而下句朱门绿柳的色彩重复描写，是更为强调这一组辅助色。其余还可见到“绿柳朱轮走钿车”、“绿窗朱户”，据说这种建筑的用色为当时普通百姓喜用的。另外，宋代还有第三组流行色为翠＋红。翠为青绿色，与上组的绿略有微妙变化。表明这一组色彩配合的宋词有“翠深红隙”、“红巾翠袖”、“翠扇恩疏，红衣香褪”、“海棠经雨胭脂色，柳展宫眉，翠拂行人首”、“红朝翠暮”、“万红千翠”、“红翠两行分”、“卧看翠壁红楼起”、“翠袖倚风……绛唇得酒烂樱桃”。宋代流行色的组合略多于唐代，也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。宋在唐基础上不仅经济得以发展，上层建筑尤其文学艺术的水平也得以提高，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也达到一个高度，对于审美的要求必然更趋向多样化。
笔者多年从事古籍图书装帧设计。认为图书质量的优劣第一眼便表现于装帧质量上。装帧的优劣可以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，可以代表一个出版实体的形象。图书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在流通领域里，装帧是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，而装帧色彩更是先声夺人。然而色彩的设计不能凭空臆造，而是大有讲究。它应该具有浓浓的人情味文化内涵。古籍书的装帧尤其是。作为古籍书的装帧设计者在色彩处理上，一必须尊重历史，研究传统，使古籍装帧色彩具有传统特色和民族气质。在这方面，世界上不少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。比如，日本的书籍装帧富有浓浓的“东方岛国”特色。日本人的审美情趣和习惯偏爱温和色彩。书装特色多为清淳、雅致。日本文化虽源于中国，但二战后，长期受西方经济文化影响，科技发达，生活西化。然而今天，日本人民并没有失去自我。它的书装艺术正因其强烈的民族特征而享誉世界。这是很值得学习的。因此，了解一点历史，读一点古诗词，研究一点中国传统色彩理论是很有必要的。二必须尊重时尚，要有现代意识，要了解现代人的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及欣赏习惯，使古籍书装帧色彩特点既不失传统根基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。
“百紫千红花正乱”，大千世界中，色彩变化丰富多彩。研究者须瞻前顾后。一则掌握国际国内流行色理论及动态，二则特别要研究古代流行色是如何将人们的情感融入其中的。目的是服务于今人，并进一步引导及提高全社会对色彩的认识及欣赏品位、审美情趣，促进色彩对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作用，美化人民生活。这是装帧设计者始终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。
要记住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：“在一般美感中，色彩的感觉是最大众化的形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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